在5000年的文明记忆里，以“家”为原点的文化共生力量，在华夏文明历史长河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

　　近日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、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、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（Roger T. Ames）访问绍兴，从比较哲学的视角阐释儒家亲情哲学，解读中国人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以及儒家亲情哲学对世界的意义。

　　亲情，是儒家社会之根源

　　孔子曾赞许弟子曾晳的理想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春天里，去春水中沐浴，然后吹吹风，唱着歌回去。此番情景，诗意盎然。

　　江南三月，国际知名汉学大师安乐哲在大发体育“风则江大讲堂”开讲，并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了“翻译中国”座谈会，从国际视角对儒家文化作出阐释，以儒家的亲情哲学来为我们解读中国传统文化，解释中国的家庭观念和家庭情感，由此引申至中国人的国家观和天下观。

　　安乐哲，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，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，更因翻译了《论语》《孙子兵法》《淮南子》《道德经》等书而蜚声海内外。

　　从苏格拉底“认识你自己”的哲学探索中受到启蒙，到如今成为享誉世界的汉学研究及传播者，安乐哲如何与中国哲学结缘？1966年，安乐哲就读于加州雷德兰斯大学，后赴香港中文大学，师从新亚书院的唐君毅先生、崇基学院的劳思光先生，学习儒家哲学。安乐哲开始痴迷于儒家“修身”“弘道”“平天下”的理念，并与同学们结下深厚情谊。这段香港求学的经历，让他对“家”有了深刻的体会，渐渐地，安乐哲开始对中国人的“家”文化与亲情哲学产生了兴趣。

　　从历史进程看，家庭是人类生命代际传承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形态，也是文化传统在当代体现的重要渠道。安乐哲认为，世界不同地区诞生了不同文明，但为了理解这些“不同”，人类只能从一种更基本的共享共情中获得启示，而家庭观、亲情观恰好可以提供这一“共情”的基础。

　　几十年来，他致力于儒家思想和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挖掘，找寻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路径与答案。

　　扎根于家庭，生长于社会

　　“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，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，文化传统延续不断。这生生不息之间，概括起来就是扎根于家庭，生长于社会。”安乐哲说，围绕着以“孝”为本而形成的一系列特定语汇，使得亲情不仅成为儒家最低道德纲领的基石，也是延续至今依旧生生不息的儒家社会、政治以及天下秩序的根源和依据。

　　中国人口与非洲大陆一样多，几乎是东欧和西欧人口总和的两倍，不同的民族、语言、生活方式在几千年形成的多样性是深刻的，且有共同的最低限度道德将中国历史和文明维系在一起。

　　就儒家文化而言，“家庭”是我们所有角色和关系中，理解的最终根源和不可或缺的基础。晚清著名学者严复通过翻译，将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了中国学术界，他曾说过，如果我们要追寻过去两千年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来源，30%可归因于“国君”，70%则归因于家庭传统。

　　从史前的起源开始，不断发展的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，一方面在于其不间断的连续性，另一方面在于人民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制度、物质和概念。一旦进入中国的历史，某些重大主题就会出现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家庭”。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，家庭就已经彻底渗透到中国历史的社会政治、经济、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层面，因此毫不奇怪，“孝”是中国人，尤其是早期儒家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价值观之一。

　　儒学里的亲情，是一种快乐的、自然的状态，给予的是一种塑造的过程，让人可以好好长大、不断成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“共同情感”通过汉字和典籍宣扬家庭价值观，提供持续的文化“共识”。安乐哲对比英语词汇并举例，英语里的“country”（国、区域、地区、乡下）在汉语中的表达也是“家”，即“国家”（country-family）；中文不会说“每个单一个体”（everyone），而会说“大家”；中文里的“人”（person）会衍生为“人家”（other person或other family）；在课堂上，“老师”（teacher）也是“师父”（teacher father），同学则是“学姐”“学弟”。

　　安乐哲在解答学生关于“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”的问题时也提出，儒学最大的特点是“变通”，变通首先要根据客观的不同情况、时间、地点、条件来使用儒家思想。比如，孔子说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，告诉我们年轻人不能离家太远，因为有给父母养老的责任，但是现在的高铁、飞机、视频通话等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已经解决了过去的问题，哪里算遥远呢？因此，儒学不是“教条”，应该融合、变通地去理解。

　　中国的“和”，是“和而不同”

　　全球变暖、环境退化、瘟疫、粮食和水短缺、国际恐怖主义、贫富不均……在我们思考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时，“和而不同”或许可以成为答案。

　　“和”就是建立优化和共生体系。在缺乏普遍共识的情况下，文化和传统的多元性导致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调模式，世界哲学既不承认也不允许任何单一的控制视角或主导叙事。不可能有彼此完全一致的谈话模式——我们最终追求的不是唯一真理，只是进行有益对话。

　　几十年来，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崛起与变化，尤其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创下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先例，也使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西方视角来看，中国是一个“新兴”大国，从历史经验出发，西方又觉得中国快速成长是为了超越西方大国，因此产生担忧。“我个人的想法是，中国不要着急，一步一个脚印做好自己的事情，让西方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。”安乐哲认为，除了漫长且耐心地等待之外，促进更多国家年轻人、留学生来到中国、了解中国、认识真实的中国，或许是一个好的办法。另外各国虽然面临诸多分歧，但也可以在环境、气候变化、灾难救援等诸多方面寻求共识与合作。

　　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困难与问题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某种文化的单打独斗，而是需要全世界团结在一起。“和而不同”不是让一个文化“说服”另一个文化，而是通过交流，相互碰撞出更多火花。

　　“西方文明的底色是理性，现代性的基础也是理性，理性就会导出制度、科技，这是西方在近代领先我们的原因。今天安乐哲教授的分享让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，思考‘中国从哪里来’，延伸出去，得到的是‘世界要到哪里去’。”大发体育外国语学院院长胡朋志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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